論伯恩施坦對馬克思恩格斯資本主義發展
趨勢理論的誤解與修正
【摘要】
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兩個不可避免”理論來論證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但在伯恩施坦眼中，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論是一種“錯誤的估計”。他提出“資本主義适應論”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與崩潰論進行批評。但實際上，這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恩格斯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的誤解與修正。雖然他看到了資本主義所發生的新變化，但是并沒有看清資本主義的本質。因而，他在理論上、思想上和實踐上都犯了嚴重錯誤。對伯恩施坦錯誤思想的批判，有助于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兩個必然”的認識，堅定共産主義信念。
【關鍵詞】
伯恩施坦；資本主義發展趨勢；誤解與修正；原因分析
德國社會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愛德華·伯恩施坦（下簡稱伯恩施坦）是第二國際比較有影響的人物，曾經被恩格斯指定為政治遺囑的繼承人。他是較早注意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生新變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在注意到新變化的同時，在恩格斯逝世後，也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論進行了徹頭徹尾的否定，并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資本主義适應論”。為了認識伯恩施坦是如何誤解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并進而提出“資本主義适應論”的，我們有必要先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論。
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論
（一）關于資本主義何時崩潰，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
（二）恩格斯反對資本主義迅速崩潰的觀點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恩格斯是比伯恩施坦更早地觀察到的。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指出：“曆來受人稱贊的競争自由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産。……競争已經為壟斷所代替。”[5]1891年10月，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著名領導人威廉·李蔔克内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在愛爾福特城制定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綱領——《愛爾福特綱領》，綱領中進一步明确了資本主義制度走向崩潰的必然性。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威廉·李蔔克内西表示，資本主義社會目前的發展将按照不可更改的趨勢，走向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毀滅”，即他所說的“鐵的邏輯”趨向“大災變”。奧古斯特·倍倍爾也說：“災變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6]但是，關于資本主義趨向崩潰的觀點，伯恩施坦并不認同。他認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是一種“錯誤的估計”。
随着卡特爾、托拉斯這些新的生産組織形式的出現，恩格斯意識社會生産力的逐步提高，導緻資産階級為了應對資本主義的新變化，開始對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進行一定的調整。這說明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還有一定的可變空間，因而恩格斯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迅速崩潰的觀點的。不過恩格斯認識到資本主義雖能有效防禦爆發經濟危機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又蘊含着新危機的萌芽。“每一個對舊危機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但包含着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來危機的萌芽。”[7]
伯恩施坦對所謂的資本主義“崩潰論”的批評與恩格斯強調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調整蘊涵新危機萌芽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虛假繁榮和沒有立即崩潰的現象所迷惑，不認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認可經濟危機的根源依然存在，故他拘泥于馬克思的個别結論不放，未能真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更未能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證的“兩個必然”是曆史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二、伯恩施坦用資本主義“适應論”來修正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論
（一）根據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這一階段的現實經濟狀況來證明資本主義适應論
伯恩施坦在考察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經濟狀況的過程中，自認為發現了“經濟發展中的新材料”，比如他認為：第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呈現相對繁榮的景象。第二，由于壟斷資産階級改變統治政策，頒布一系列的“社會法”、給予人們一定的自由和政治權利，并對無産階級領袖采取拉攏的方式，這樣就培養了一批工人貴族，緩和了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矛盾。伯恩施坦從三方面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内部已經生長起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因素：首先，伯恩施坦認為地方市政自治機構所采取的措施和擁有的地方公用事業，都說明社會主義的萌芽已經出現了。其次，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合作社，是能夠消滅剝削、促進工人階級解放的，代表着社會主義的萌芽。再次，伯恩施坦認為，資本家采取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措施，如給工人購買勞動保險、簽訂勞資合同，甚至資本家為了欺騙工人，讓工人參與“監督”，這些措施在伯恩施坦看來，都是資本主義内部的社會主義萌芽，這些“都是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一部分實現”。[10]在此基礎上發展就可以産生社會主義的新制度。第三，資本主義制度“有比過去所假定得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彈性”，[11]比如，社會主義預言者所說的那種生産部門生産的積聚現象目前還沒有達到。在有些部門，比如農業部門的積聚過程進行得還要慢；而在工業企業，企業等級區分比較多，而任何一級都沒有消失的趨勢。而且，在當今的一些先進國家，資産階級特權正向民主制度讓步。再比如，在工業中，關于勞動保護的法律有了，工作日也縮短了，也提高了兒童從事工業勞動的年齡，這說明工人階級的努力已經迫使資産階級進行了讓步、調整。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不會崩潰。伯恩施坦進一步指出：在一切由國家機關分派勞動的工廠中都建立了工人組織，而且也有了相應的立法保護，這毫無疑問地擴大了地方行政機構的民主化及其工作範圍，工會和合作社也行動起來了，并且已經發揮了他們的作用。因而，伯恩施坦認為，所有這一切都表明資本主義生産必然崩潰、經濟危機不可避免的看法是荒謬的。因為工人階級地位的改變，使他們脫離了絕對貧困化的狀态，不會在短期内爆發革命，這說明資本主義有了“适應能力”。所以，他提出，在資本主義制度内部已經生長起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因素，資本主義具有很強的适應能力，不會走向崩潰，因而沒有必要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898年，他在《新時代》上發表文章，否定了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所預言的經濟危機及其可能性，他認為，“随着經濟發展的邁進，一般說來我們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種營業危機，并且必須抛棄一切把它當成巨大社會變革的前導的那種冥想。”[12]由此，他進一步得出結論，既然資本主義社會連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都變得越來越小了，那麼，崩潰那更是無從談起。“目前的生産制度幾乎在同時完全崩潰，這件事随着社會的向前發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13]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從自由競争發展到壟斷這樣新的曆史階段，由于卡特爾、托拉斯等壟斷組織的發展、交通工具的完善、通訊的發展以及其它許多經濟因素的出現，這些都可以防止經濟危機。據此，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與資産階級經濟學家的理論“并沒有顯著差别”。他質疑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宣稱這一理論已經“過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目前已經“根本不可能”發生。
（二）根據所謂的現實階級狀況反對“崩潰論”，是伯恩施坦的一大重要理由
伯恩施坦從當時19世紀末所謂“兩大階級”已經趨于緩和的社會階級狀況出發，直接回應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的預言：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必然會導緻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大對立的階級——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伯恩施坦認為，與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所描述的階級和階級鬥争截然不同的是兩大階級之間出現了中間階層，“社會關系的尖銳化并沒有按《宣言》所描繪的那樣實現。想掩飾這一點，不僅沒有用處，而且愚不可及。”[14]社會關系并沒有尖銳化，而隻是當時資本主義的狀況、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複雜化了。有産者的數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了，與日俱增的社會财富使無産者有可能成為有産者，從而無産階級便會日益“幸福”，階級矛盾因而也有緩和和削弱下去的趨勢。
伯恩施坦指出，馬克思僅僅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現狀，而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因而，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預言比較片面。他的觀點是馬克思所認為的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兩級對立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的觀點是錯誤的，而實際上是中等階級增加了，資産階級并沒有消失甚至也沒有減少情況，更沒有向無産階級發展，而隻是資本主義改變了性質，變得越來越适應社會的發展。
伯恩施坦就是這樣一步步否定了社會災變的可能性，否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科學分析，并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必然勝利的規律是純主觀的臆想，進而得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崩潰論”已經過時的結論，并試圖以資本主義沒有立即“崩潰”的現狀推翻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
三、伯恩施坦對馬克思、恩格斯資本主義發展趨勢誤解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上：伯恩施坦隻看到問題的表象，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
伯恩施坦雖然看到了資本主義所發生的新變化，但是他看問題的時候隻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虛假繁榮”，并沒有分析經濟危機産生的深層次原因。他片面地認為随着現代信用、交通通訊、統計科學以及企業主組織的發展，生産盲目性的危機已經逐漸消失了。馬克思所假設的資本主義危機将日益擴大和具有破壞性的情況并沒有實現，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和洛貝爾圖斯的經濟危機理論，兩者沒有“特别的不同”，因而，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并不新鮮，現在能使危機消除和避免的手段很多，比如世界市場的擴大，信用制度的發展、壟斷組織的産生等。對此，伯恩施坦指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是以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為基礎的崩潰論，隻要危機理論不能成立，崩潰論也就不能成立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崩潰是作為越來越重大的危機的後果而出現的。”[15]
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中指出“在社會主義者中間最流行的關于經濟危機的解釋是，危機是從消費不足産生的。”[16]他指出，對于這樣的一種認識，恩格斯已經屢次尖銳地批判過，而且在《反杜林論》第三章第三節進行了激烈地反對。馬克思也反對由消費不足推論出恐慌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說：“認為危機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複。”[17]但是，為了否定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中的經濟危機理論，伯恩施坦又搬出《資本論》第三卷，從第二編中找到馬克思自相矛盾的：“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編中，有一段話同所有這幾句話是相當矛盾的。馬克思在那裡關于危機是這樣說的：‘一切現實危機的最後原因，總是群衆的貧困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産竭力發展生産力，好像隻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産力發展的界限。’”[18]伯恩施坦把馬克思這段關于“群衆消費不足”的說明看成經濟危機産生的根本原因，這顯然是錯誤解讀了馬克思的思想。在馬克思看來，“群衆的消費不足”這至多隻能算是産生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因為歸根結底産生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産的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由于這個矛盾才造成資本家為了盡可能多的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拼命生産，而工人由于自身的貧困卻無力消費那麼多生産出的産品，就像煤炭工人生産的産品越多卻越發用不起自己生産出來的煤炭一樣。這必然會導緻生産過剩，但是，卻不是絕對過剩，而是産品相對過剩，伯恩施坦把馬克思的消費不足理論看成産生經濟危機的原因，并以此來推斷出經濟危機是暫時的，也是可以克服的，以此來否定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和崩潰論，他的用意路人皆知，那就是不遺餘力地美化資本主義制度、賦予資本主義以無窮的生命力。很顯然，伯恩施坦沒有弄清、搞懂馬克思的《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本原因的闡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理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他分析了經濟危機的成因和表現，并通過生産、交換、消費、社會經濟體制等方面的關系說明了為什麼會産生生産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他還深入探讨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那就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産之間的矛盾。馬克思通過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分析與思考，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已經深入到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中，最終他挖掘到了資本主義的本質。
伯恩施坦所持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和“崩潰論”都不能成立的結論，犯了隻看到問題的表象，而沒有看到問題實質的錯誤。
事實上，即使如伯恩施坦所說壟斷組織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比如能夠維護競争秩序，使本國大型企業乃至世界市場中的集團獲益，能夠有計劃地進行生産銷售，遏制一些企業的盲目生産，同時使一些企業無政府的商業行為得到改善，這樣壟斷組織就能适應市場的供需節奏，理順供需關系，避免複雜的惡性競争，對于規範市場秩序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壟斷組織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本質，因而也就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私人生産的無組織性與社會化大生産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能改變建立在生産資料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基礎上的剝削制度，更不可能改變資本家無止境地追求剩餘價值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規律。伯恩施坦過分依賴眼睛看到的現象，他在英國看到的以及市場上出現的壟斷組織，以為這一資本主義新形式就能夠抵擋一切經濟危機的到來，認為壟斷組織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形式，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态，并以此作為自己否定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依據。在這點上，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一葉障目。壟斷組織并沒有伯恩施坦所說的這種神奇的力量。就像在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生的重大的經濟危機，大小型企業紛紛倒閉，一時間經濟蕭條、失業劇增，而壟斷組織則不僅沒有能夠解決危機，而且在危機中顯示了自己的虛弱無力。伯恩施坦真是“一時浮華遮望眼”，他沒有認真理解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崩潰論的實質，而僅僅是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繁榮，這顯然是被資本主義顯現出來的虛假繁榮遮蔽了雙眼，卻沒有真正領會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導緻的社會化大生産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論述。當然也就不可能重視馬克思曆史唯物史觀關于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的理論。因而，在分析問題時伯恩施坦隻看到問題的表象，而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在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道路上愈走愈遠。
伯恩施坦認為還有很多因素都使普遍性營業危機不可能了。他對恩格斯所指出的“處在一個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潰的準備時期”表示異議，認為“在這一段話寫作以來消逝的時間中，這一問題懸而未決。”[19]他一口氣提出了兩個疑問說：“世界市場的地域擴展同消息傳遞和運輸交通所需時間的異常縮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經使抵消各種擾亂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歐洲工業國家的大為增加的财富同現代信用制度的靈活性以及工業卡特爾的興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經使地方性或局部性擾亂對于一般營業情況的反作用力如此減少”[20]，伯恩施坦的兩個反問，說明了他認為世界市場的地域擴展、消息傳遞和運輸交通、增加的财富、現代信用制度的靈活性以及工業卡特爾的興起，已經使普遍性營業危機成為“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了”。但事實上是，資本主義的壟斷形式和壟斷組織雖然發生了新的變化，新的壟斷組織托拉斯、卡特爾、辛迪加等也不斷湧現，資本主義矛盾好像從表面上調節和緩和了，但本質上資本主義世界無政府狀态擴大化的趨勢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馬克思說過：“資本的軀體可以經常改變，但不會使資本有絲毫改變。”[21]這就是說資本形态的改變并沒有改變資本的實質。伯恩施坦所提出的“資本适應論”，割裂了事物和現象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沒有透過資本主義紛繁複雜的現象看透問題的本質，隻是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産的局部變化并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因而是缺乏辯證的發展觀。伯恩施坦以“資本主義适應論”來反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判斷，實際上是把他所研究的一切經濟生活現象，同資本主義發展的整體關聯、整個經濟結構割裂開來，把資本主義出現的局部現象當作獨立的存在，當作一部死機器的拆散的零件。正是由于方法論上的錯誤，導緻伯恩施坦不能真正理解資本主義新現象的本質，隻能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現象上的變化當成了資本主義适應論的依據。而隻有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總體性的觀點，才能真正理解這些變化。伯恩施坦的資本主義适應論否定了資本主義崩潰的内在必然性，從而離開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資本主義後續的發展事實給了伯恩施坦一個響亮的耳光。
（二）實踐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增無減再一次證明資本主義适應論是站不住腳的
實踐上，1896—1899年恰是伯恩施坦頌揚資本主義，他到處宣揚經濟危機不會再發生，但是現實給了伯恩施坦當頭一棒，那就是1900年資本主義世界便發生了延續兩年半之久的新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依然來勢兇猛，造成大批工廠倒閉，失業人數劇增。繼而1907年美國銀行業爆發經濟危機，紐約半數以上的銀行貸款被一些投資公司投在高風險、高回報的股市和債券上，整個金融市場“欣欣向榮”，陷入一種極度投機、近于瘋狂的狀态。但股市就像一根彈簧，外界的力越大，反彈的作用力也就越大，金融可以創造财富，同樣也可以創造泡沫，而泡沫注定是脆弱的、易碎的，這種金融泡沫越吹越大，最終化為烏有。而這種高利息高風險的投機活動最終成為市場崩塌的催化劑，引起金融危機的爆發。至此，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并沒有消停，随之而來的是192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崩盤事件，這場股市大崩盤不僅反映當時社會中的投機熱潮，更直接地體現出以股市投機作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在當時不僅造成多數投資者的破産甚至自殺，更是給美國經濟一記重創，造成華爾街有史以來形勢最為嚴峻的十年大蕭條。随後，1987年10月又是美國股民的一段災難記憶，這些普通的民衆将自己一生的積蓄投入股市以期賺取養老錢，結果卻在短短幾天之内，随着股市的跌漲起伏消失殆盡，一時間銀行破産、工廠倒閉、企業紛紛裁員，美國的金融市場再度陷入恐慌波動之中。慶幸的是，與1929年相比，這場股災沒有導緻整體性的經濟危機，但對美國經濟的打擊仍舊巨大，導緻美國長時間的經濟衰退。這種經濟危機的爆發并沒有日漸消減的趨勢，反而日益猖狂，由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2008年的全面金融危機向全球蔓延，不僅對美國甚至給世界經濟都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受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影響，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尤其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帶來重創，甚至導緻長時間的經濟衰退，嚴重影響了一些國家及地區經濟的發展與穩定。這充分說明伯恩施坦的資本主義适應論被殘酷的資本主義現實不攻自破。
伯恩施坦僅僅以1873年之後20多年，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出現普遍的經濟危機來質疑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實際是他沒有認清資本主義危機發生的根本根植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之中，需要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來揭示問題，而不能隻從個别資本家的立場出發來看問題。經濟危機産生的原因不能從危機周期的長短中去尋找，而在于危機的内在結構和危機深藏的一般原因。對此恩格斯有清醒地認識，1884年恩格斯在《緻奧·倍倍爾》的信中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和以前危機發生的不同，他說：“美國和英國似乎都面臨新危機的威脅，在英國這裡，新危機到來之前，已經沒有繁榮期作為前導了。”[22]恩格斯已經認識到由于資本主義所發生的新變化，競争已經被壟斷所代替，資本主義壟斷“為将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23]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這些壟斷組織，“每一個有抵消舊危機重演的要素，都會包含着更多甚至是更猛烈的危機萌芽。”[24]這種的新曆史變化，使晚年的恩格斯更明确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随着社會生産力的提高，壟斷組織雖有抵消舊危機重演的要素，這直接使經濟危機周期和長短産生變化，但也正是這些要素，又包含着更多甚至是更猛烈的危機萌芽。
（三）思想上：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不消滅私有制、改造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而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伯恩施坦關于階級矛盾緩和的觀點，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當時的階級矛盾并沒有緩和，這可以從德國政府在一戰期間，針對人民群衆的反饑餓，反戰争，反容克貴族以及大資産階級的鬥争所采取的鎮壓手段看出來。另外在一戰前，為了準備對中國的侵略戰争，德國政府還制定了《防止颠覆法案》《特别法令》，甚至将試圖阻止侵華戰争的李蔔克内西以叛國罪監禁一年半。
伯恩施坦上述維護資本主義、美化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想和他的世界觀是分不開的，他信奉的哲學是新康德主義的倫理社會主義、拉薩爾主義以及費邊改良主義。正如盧森堡所言，伯恩施坦主義就像“一個大垃圾堆”，是“一切思想體系的碎片”，正是這些“碎片”構成了伯恩施坦的思想。[25]他吸取了衆多機會主義思想的“長處”，自成一派，形成了他的一家之言。新康德主義的倫理社會主義正是伯恩施坦論證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出發點，伯恩施坦深受柯亨的影響，認為康德倫理學所頌揚的“絕對命令”的最高原則蘊含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精神意義，而這一精神完全體現了未來社會主義的道德理想。因此，同柯亨一樣，伯恩施坦認為康德的倫理學實則是一門社會主義學說，并認為“社會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認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本階級的任務的工人的社會要求和自然意向的總和”。[26]伯恩施坦把社會主義歸結于工人的倫理要求與道德意向，以此否認階級鬥争，将社會主義理解為一種微妙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社會願望，束之高閣。
在此基礎上，伯恩施坦吸取了費邊社的改良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變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自然過渡，并認為暴力革命是一種違背憲法的、有悖道德倫理的變革，将無産階級的專政定義為“較低下的文化”，看成是“一種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27]他認為流血的武裝鬥争将使多數人變得更加貧窮落魄，甚至喪失生命，是不為人民群衆所接受的，以此鼓吹通過合乎憲法、合乎道德、漸進的平和的方式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因而他宣揚階級矛盾消失了，階級對立不存在了，不需要通過流血犧牲來奪取政權，“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方式是一種理想的方式。伯恩施坦的這些思想與拉薩爾主義不謀而合，就伯恩施坦個人而言，他曾是拉薩爾主義的忠實信徒，曾經在為紀念拉薩爾逝世四十周年而作《斐迪南·拉薩爾及其對工人階級的意義》，并把拉薩爾的機會主義思想稱為“豐富的精神遺産”。[28]拉薩爾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認為直接的普選權不僅是工人的政治基本原則，而且還是“基本社會原則、一切社會援助的基本條件，它是改善工人等級物質狀況的唯一手段”。[29]拉薩爾因此竭力頌揚資本主義，鼓吹直接選舉、合法鬥争、自由國家，反對任何具有暴力性質的社會變革，認為隻有在國家幫助下建立生産合作社，通過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才能夠實現人人權利平等，從而實現專制國家向自由民主國家的轉變。後來恩格斯在對拉薩爾的批判中将其主張稱為“一種極其有害的幻想”，“似乎工人階級可以不通過階級鬥争、不通過無産階級專政就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30]但拉薩爾口中的國家并不是無産階級執掌政權下的國家，而是由警察、軍隊等軍事官僚機構組成的政府組織，因此始終擺脫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掩飾不了為資産階級政府辯護的虛僞内心。伯恩施坦不僅沒能夠肅清拉薩爾主義的錯誤，反而堅持其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拼湊成一套屬于自己的修正主義理論體系。
總之，縱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曆程，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依然貫穿其中，細究其原因，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度、信用制度有着不可逃脫的幹系，并非如伯恩施坦所言信用制度的發展、壟斷組織的産生能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消除和避免。事實勝于雄辯，着眼社會發展現實，我們就能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伯恩施坦剛剛大談特談過資本主義适應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就日漸猖狂，頻次越來越高、涉及面越來越廣泛、影響也越來越深刻。這說明經濟危機的發生從來就不是壟斷組織、信用制度這些外在條件所能決定的。要知道，一棵大樹的死亡往往是其根部的腐朽枯死導緻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經濟危機僅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發生的表象，透過經濟危機的表象，我們不難發現危機産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腐朽的樹根，從這根上無論怎樣修剪枝葉都是沒有辦法救治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的。伯恩施坦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策略調整就能消除危機、避免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這種想法是荒謬的，這就好比一棵大樹根部早已腐朽枯死，還妄想修剪枝葉使其茁壯成長，這隻能是一種幻想。
認清伯恩施坦在理論、思想、實踐上産生的錯誤，不僅能夠啟示後人正确地看待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現象，還可以證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論是經得住實踐檢驗的科學的預測，而不是一種“錯誤的估計”。正确理解《共産黨宣言》中關于“兩個必然”的論斷，對于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正确認識資本主義新變化、堅定“兩個不可動搖”信念，拂去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塵灰，将《共産黨宣言》背後的真理光芒展示在世人面前，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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