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在論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時，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政軍民學”，在中國，有句形象的話，叫做“條條”，即縱向的各個系統；“東西南北中”，則叫做“塊塊”，即橫向的各個區域。“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即“條條”（縱向的各個系統）和“塊塊”（橫向的各個區域）都要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簡單地說，中國共産黨在中國的領導是“全面領導”。既體現在政治和思想的引領上，也體現在黨組織和黨的工作的全覆蓋上，體現在黨組織和黨員在各個方面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上。
我們黨既是執政黨，也是領導核心
“黨的領導”，在中國的政治詞典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彙。要了解中國共産黨，了解中國政治，都要了解“黨的領導”這個詞彙。
“黨的領導”或“領導”，在西方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是和執政黨的“執政”這個詞彙聯系在一起的。誰競選上台誰就是執政黨，誰就可以領導這個國家。在中國，中國共産黨是長期執政的黨，至今已執政70多年，“執政”和“領導”這兩個詞自然可以通用。但是，它們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又是兩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别的概念。
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要承擔起領導國家政權的重任，但中國共産黨同時又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不僅要領導國家政權，還要全面領導國家和社會；而且，從曆史上考察，中國共産黨在沒有成為執政黨之前，就已經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也就是說，中國共産黨先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然後才成為執政黨的；在成為執政黨後，中國共産黨繼續承擔着中國人民領導核心的政治責任，今天還承擔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政治責任。因此，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用的最多的詞彙并非“執政”，而是“領導”或“黨的領導”。
可見，在中國共産黨身上，承載着世界上許多政黨沒有的特點。講黨的性質，中國共産黨具有雙重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講身份，中國共産黨又具有雙重身份：是“執政黨”，又是“領導核心”。
談到“領導”和“領導核心”，就要了解什麼是“黨的領導”？
黨的文獻指出：“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
“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強調的是“黨的領導”的範圍和渠道。也就是說，黨不僅要從政治上對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提出大政方針并加以宣傳貫徹，實施政治領導和思想領導，還要建立涵蓋國家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黨組織，包括在政權系統、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社區建立黨組織，實現黨的組織領導。
從中可以注意到，“黨的領導”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可以由黨組織直接實施并起決定作用的，包括制定大政方針、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作用。另一類是黨組織不能直接實施并起決定作用的，比如立法是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能，黨組織可以提出建議，但必須按照憲法和法律程序進行立法；比如在重要幹部選拔問題上，黨組織也可以根據對幹部的考察提出推薦人選，政權系統的領導幹部必須按照憲法和法律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産生。在這兩類領導作用中，後者是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政權實施的領導；前者是中國共産黨作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但是，不管是哪一類領導，都必須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
中國曆史，特别是中國近代以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曆史，以及現在正在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奮鬥的實踐證明，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十多億人口大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首先要有一個能夠凝聚最廣大人民群衆并獲得他們發自内心擁護的領導核心。在中國，這個領導核心就是中國共産黨。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各項工作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核心是要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堅持的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而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
為什麼“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都要堅持黨的領導
第一，這是由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特點決定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決定了我們當前和今後的工作方向，一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二是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三是滿足14億多中國人民更高水平的物質文化需要；四是滿足越來越多的人民群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必須由黨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比如，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中國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中國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特别是邊遠鄉村和山區發展的不充分。202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7131元，前者是後者兩倍多。這就不僅需要完善市場經濟，加快城鄉特别是農村發展，更要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特别是需要中國共産黨通過全面領導來協調中央和地方、城市和鄉村、地區和地區等各方力量來支持鄉村振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在中國，能夠統籌和協調各方面關系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國共産黨。可以這樣說，沒有中國共産黨的全面領導和協調，單靠農村的自我奮鬥，單靠市場經濟的力量，這樣複雜的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
第二，這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标決定的。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形成，但是體制機制的障礙、部門利益的藩籬、多頭管理的制約、上下事權的不協調，以及政策落不實、工作推不動、局面打不開等問題在一些領域依然嚴重存在。為解決這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生産關系同生産力還不完全相适應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确定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标。為實現這一目标，黨中央還确立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要解決這樣深刻的矛盾和問題，全方位實現這樣的布局，不是靠某一部門的工作就能夠落實的，必須由黨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就需要加強黨對“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的全面領導。
第三，這是由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标決定的。黨的十九大的一個亮點，就是作出了一個長遠的戰略安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就需要有長遠的體制機制安排，而我國黨和國家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目前存在的職責缺位和效能低下等突出問題，明顯還不适應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要求，迫切需要在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過程中形成能夠适應中國長遠發展的體制機制。
這裡，必須澄清的是，黨中央的這一舉措和鄧小平同志當年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精神是一緻的。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提出黨和國家制度改革的構想時，明确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他還說：“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衆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隻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他在講完這段話後，還指出：“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奮鬥實踐中深刻認識到的真理。”
在搞清楚這個道理的同時，必須進一步搞清楚另一個道理，黨一旦脫離群衆，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就會失去自己的執政基礎。因此，中國共産黨要保持自己的先進性、純潔性，必須進行自我革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又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必須把這兩個“堅持”結合起來，既不能因為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忽略“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也不能因為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而忘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加強黨對一切工作全面領導的時候，我們必須更自覺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全面從嚴治黨，依規管黨治黨。
“黨的全面領導”是全新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
我們說要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不同于過去那種“包辦一切”的領導。黨的全面領導是一種全新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
首先，這種“全面領導”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領導。中國共産黨是作為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來領導的，執行的是人民的意志。也就是說，這種“全面領導”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授權。對于我們廣大領導幹部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一要懂得“權為民所賦”，二要堅持“權為民所用”。
其次，這種“全面領導”是以法治為基礎的領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之所以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姊妹篇”來對待，就是認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應該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緊密結合、内在統一的。包括中國共産黨自身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内活動。不僅在領導的行為上要“依法”，對領導及其行為的監督也要“依法”。換言之，我們所講的全面領導就是全面依法領導。
第三，這種“全面領導”是以德治為保障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因此，他一再強調，“依法治國”要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治國理政思想。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時候，也要把“法治”和“德治”結合起來，尤其要在全黨首先在領導幹部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這樣說，領導的權力越大，對領導幹部的道德約束也要越大，這樣才能确保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第四，這種“全面領導”是以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為運行機制的領導。曆史告訴我們，黨委包辦一切的領導是錯誤的，削弱甚至放棄黨的領導也是完全錯誤的。因此，我們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了黨委對同級各種組織實行“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原則和領導機制。這是我們既可以對政權（包括人大、政府）、市場（包括企業）、社會（包括社會組織）實行全面領導，而又不走過去“包辦一切”領導體制老路的最佳選擇。
最後，這種“全面領導”是以黨的自我革命來保證正确方向的領導。中國共産黨是一個具有偉大革命精神的黨，今天，中國共産黨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不僅要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還要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自覺地革自己身上污泥濁水的“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共産黨要進行“自我革命”的思想，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也是确保黨在實行全面領導時防止公權私用等腐敗現象的蔓延、始終堅持正确的用權方向的有力舉措。
黨的全面領導是總攬不是包攬
黨實現對國家和社會“全面領導”，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和制度，即：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是中國共産黨各級黨委對同級各種組織諸如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進行全面領導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制度的集中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已經成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領導制度體系。
什麼叫“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明确地指出：“黨是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古人講的‘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在當代中國，沒有黨的領導，這個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黨中央作出的決策部署，黨的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部門要貫徹落實，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的黨組織要貫徹落實，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黨組織也要貫徹落實，黨組織要發揮作用。各方面黨組織應該對黨委負責、向黨委報告工作。”“各地區各部門黨委（黨組）要加強向黨中央報告工作，這也是一個規矩。”他還用“衆星捧月”和“棋局”來形容中國共産黨的這一領導機制，說：“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象地說是‘衆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産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國出現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不僅我們确定的目标不能實現，而且必定會産生災難性的後果。中國近代以後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的100多年曆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這些論述，講清楚了什麼叫“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确實，“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是在中國共産黨總結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經驗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積累的豐富經驗基礎上，并在改革開放中探索怎麼能夠既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又避免黨委包辦等問題，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實踐中提出的。
對于不了解中國政治體制的朋友來說，一定會感到很奇怪，黨是黨，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武裝力量、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群衆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有的是政權機關，有的是人民團體，有的是經濟組織，有的是文化組織，黨怎麼可以領導它們呢？确實，黨和這些機關、團體、組織間沒有行政上的隸屬關系。但它們中都有共産黨員及其組織。按照《中國共産黨章程》和《中國共産黨黨組工作條例》，中國共産黨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這一領導機構。黨組和批準其設立的黨委之間是上下級關系，它們必須服從批準其設立的黨委的領導。因此，這些黨組在本單位發揮領導作用，同時又是黨對非黨組織實施領導的重要組織形式。在中國，無論是人大、政府、政協，還是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等，都有黨組這一領導機構，它們都必須服從批準其設立的黨委的領導，并向黨委報告工作。黨對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武裝力量、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群衆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的領導，就是通過黨委對這些組織中的黨組的領導來實現的。這也是中國政治體制中最奧妙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領導制度，這裡的關鍵是要懂得“總攬”不是“包攬”、“協調”不是“取代”。中共中央一再強調，我們既要保證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又要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和人民團體以及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等能夠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緻地工作。也就是說，黨不是政權本身，不能取代政權機關的職能；黨也不是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也不能取代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的職能。黨委不能越俎代庖，包辦或取代它們的本職工作。
中共中央在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同時，總是十分注意自己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比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十九屆五中全會曾經為國家制定“十三五”和“十四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提出過“建議”。但黨中央提出的隻是制定規劃的“建議”而不是制定規劃，編制規劃綱要是國務院的任務，而且必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才能實施。又比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提出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的建議時，十分注意黨中央承擔的職責和國務院承擔的職責是不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對這一建議作說明時明确指出：“黨中央的建議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戰略的。”
（作者：李君如，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伟德betvlctor体育官网名譽院長)